夭折人间
关于一个消亡的印第安部落
《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读书笔记
这篇读书笔记诞生在我写作南美游记下篇的半路之中。
到今天读者们差不多也了解了，我的风格就是，在写作一个主题时会看大量相关资料，有时候因为看太多了，反而造成了写作的难产……
在真实去南美之前，早在大学的人类学课堂上，我已经囫囵地读过《金枝》和《忧郁的热带》，当然也知道，南美和非洲都是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圣地。
但到底是去过以后，对印第安部落又萌生了新的兴趣。于是找出了很早以前就标记过的这本书，《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
作者皮埃尔·克拉斯特并不算十分有名。翻看履历，才知道他是列维·斯特劳斯的弟子，数次深入南美进行田野研究，曾是法国新一代人类学家中最被看好的一位。在人类学的历史上，这个名字被悄然湮没，因为他在43岁那年就车祸去世了。
这是一位早夭的人类学家。他本来可能会有辉煌的学术生涯，却中断戛然而止。
他研究了一个早夭的印第安部落。虽然就算西班牙人没有到来，这个部落也未必会走向“辉煌”，但很有可能能与森林同寿，绵延不绝。
一些人将人类学定义为没有意义的废物学科，大为嗤之以鼻，是因为，很多时候人类学最最关心的对象，是这些濒临消失或已经消失的失败者，让人们恼火的是，人类学家甚至不觉得失败者是失败者。
诚然，消失是一种人为现象，是文明冲撞中彻底失败的结果。可是失败并不是一种罪孽。甚至失败也不代表错误。冥冥中也存在一种可能，败者其实才是对的。谁敢说自己知道全部的答案呢？
另外，也许只有在那些失败者身上，才能看到“人类本来可能是什么样子”，了解“定义人类的究竟是什么”。通过观察和思索他者，才能彻底理解自己是什么样子。对于个体的人或集体的人而言，都是如此。
人类学家心中最至高的亢奋点，莫过于能研究一个与现代社会毫不相似的人类文明。大抵是出于这种原动力的存在。
笔记如下：
1. 生育
和大多数的原始部落差不多，亚契人的生育是一种社会性仪式。除了孩子的生父母，还特意引入了两个社会性角色：教父（剪开脐带的男人）与教母（将孩子从地上捡起来的女人）。
他们用一个专名称呼他们的“教子”——chave，而他俩的地位与孩子的父母相当。事实上，jware不能与他的教女发生性关系，upiaregi也不能与她的教子发生关系
诞生仪式还让教父母与新生儿的父母缔结了亲密的友谊。因为前者此前未必是后者的至亲好友，因此，婴儿的诞生同样也促成了几个从前“互不相识”的家庭形成新关系
不仅如此，新生儿的命名可以成为新的社交工具，孩子的诞生是一种外交场合：
在为孩子选择将来的名字时，事实上，她挑选的猪肉是对方部落的一位猎人送来的。这份礼送的自然是肉，但同时，它还是两个至今互相敌对的部落之间象征永久和平的橄榄枝。通过以这样的方式毛遂自荐成为一个“陌生”婴儿的chikwagi，这个男人明确而慎重地表明，他和他的同伴都希望能够与陌生人建立起永久的友谊。还有什么场合比婴儿的诞生（而他就要成为一位“父亲”）更适合干这件事情呢！礼尚往来，被巴结的群体也热情地回应了这个邀请，因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颇有几分政治头脑：在所有可能成为chikwagi的人选中，皮楚基决定选择陌生人的代表。如此，陌生人将不再陌生，而是会从那一刻开始成为他们的盟友
印第安人总是忙着把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场合作为手段，用于重建部落内部的团结；也作为借口，好让每一个人再次确信，他们真的组成了一个共同体。
由于生育天然无法由一个女人独自完成，因此这个过程就代表了社群功能和共同体建立，是一个人属于一个集体的再确认，也是一个集体对自身属性的再确认。这样来理解的话，现代社会长辈对生育的催促，也可能来源于一种远古的本能召唤：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唤回日渐远行、走向独立的子女，确认子女属于自己的家庭之中，并通过这种方式再一次凝结“家”的概念，同时也借此方式满足自己的社交和外交需要。
2. 秩序
任何重要的事件，比如新生儿的诞生和人的死亡，都涉及到自然的波动。婴儿降临的瞬间，孩子的父亲就会进入危险之中，会成为森林中一切动物袭击的目标，因此他必须立刻离开、和妻子保持距离、进入林中狩猎，直到活着回来：
只有通过除去另一条生命，一条新生命才可能诞生；而一条生命的降生所破坏的秩序只有通过与之相抵消的死亡才能够被重建。
美洲豹作为死亡的代言人与婴儿的使者，被委派来重建世界的秩序，以完成印第安人潜意识中弑父的宿命：孩子的降生便是父亲的死亡。存在受到质疑的父亲只有通过杀死猎物才能够活下去，并以战胜者的姿态与美洲豹决一死战，而美洲豹正是婴儿力量的化身。
在象征层面上，孩子降生已经宣告了父亲的死亡。最终，印第安人的仪式行为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不断被重复的发现：人不是永恒的，我们必须在有限的生命面前屈服，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横跨生死。
对印第安人来说，他们周围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完全中立的空间，而是人类世界鲜活的延展——后者中发生的一切都会对前者造成影响。一个女人的分娩会深深地改变整个群体的处境，同时，这一失衡也会波及自然界，而森林中的生命也会遭受新一轮波动。
生育固然是对女性的剥夺，对父亲生命的威胁这种说法倒是从未听说。印第安人的世界里，女性的生育和男性的生存是息息相关的事件。这背后的原理是，生命降生寓含巨大的能量，生必然与死相连，从而达到能量守恒。而在我们的社会里，这层联系被隔离开了。是否也说明我们更轻视孩子降生所代表的能量呢？
3. 自然
对于印第安人而言，与自然的关系是他们经历的最重要的关系，也是他们用来定义自身的锚点：
涉及动物时，某些礼仪必须被遵守。猎人在猎杀动物时必须对它们致敬：他回到营地，猎物倒挂在他那光荣地沾满血迹的肩头，然后他放下猎物，为之吟唱。如此一来，这头动物就不仅仅是单纯的食物而已。若有动物被降格为纯粹的食物，它的同族很可能会被激怒，并不愿再被射杀。打猎可不光是杀死动物这么简单。你对这些动物有所亏欠，只有语言才能让你杀死的动物起死回生，这份亏欠才能被偿还。
所有瓜亚基人都是用动物命名的（或者说，几乎所有人；皮楚基恰恰就是个例外，因为“pichu”是一种幼虫）。一个人的名字是由动物名加上后缀“基”（gi）组成的，以表明这是一个人名，而非动物。
任何和自己母亲睡觉的人都会变成一只貘，和自己姐妹睡觉的人会变成一只吼猴，睡了自己女儿的人则会变成一只狍子。乱伦的男人灭绝了自己的人性，违背了身而为人最重要的原则。他弃绝了自身，自绝于自己的文化，重新堕入自然之中——他变成了动物。
印第安人和他们在森林中最大的敌人美洲豹存在一种亲缘关系，他们知道自己的亲人会在死后变成美洲豹：
但人们知道，有那么一群人——只有他们，肯定会变成美洲豹：那就是yma chija，个性强烈的人，比如居弗库基。其他亚契人的Ove则会变成barendy，一个“闪闪发光的存在”，一颗天上的星星。
有一天托康基和卡雷库伦布基在打猎途中，发现正对着自己的是一头巨大的美洲豹，立在一根被雷电劈倒的树干上。这野兽没有半点惧意，正打算扑向二人。但卡雷库伦布基是个出色的猎人，向来箭无虚发。他先后射出两箭，贯穿了baipu的胸口。托康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立马认出了自己的母亲。她已去世多年，很少有人还记得她。但她还没忘记自己的儿子——他现在已是个老人了。她想要杀死他，这样她就不会在beeru prana，在死者灵魂的大草原中孤身一人了。为此她化身成了一只巨大的美洲豹。
印第安人并不惧怕死亡，他们关注的是自身与森林之间的关系：
避免死亡并非头等大事（印第安人并不怕死），最重要的事情是竭力让他脚下的土地、里面的动物、其中的居民，以及控制这片土地的力量认识到他是谁。
印第安人认为个性强烈的人死后会变成美洲豹，其他人则会成为天上的星星。在我们的宗教中，个性强烈也常被理解为“执”很重，与这个世间的关隘还未完成。
4. 权力
印第安部落中存在首领，但首领的权力并不来自于占有资源、决定分配或暴力：
作为亚契人的首领，居弗库基必须开口说话。这是人们对他的期望，而为了回应这份期望，他才会一个tapy一个tapy地“通知”人们。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接观察印第安人的政治体系，因为它就明明白白地发生在我的眼前。对他们而言，酋长从来不是通过上令下效统领其他人的人：没有哪个印第安人会认同这个观念，绝大多数南美洲的部落宁可选择死亡与灭族，也不愿屈从于白人的威压。瓜亚基人同样相信这一“野蛮”的政治哲学，他们对权力（pouvoir）和暴力（violence）有着明确的区分。为了表明自己能够挑起酋长这一重担，居弗库基必须证明自己与巴拉圭人不同，他并不通过高压来施行自己的权力，而是使用暴力彻头彻尾的对立面——话语和语词。当他在营地里挨户拜访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告诉亚契人任何新消息，而是在证明自己有能力完成落在肩头的任务。
只要你们还认我这个酋长，我就愿意一直带领你们走下去。这是否意味着我想要把这份认可强加到你们身上，与你们发生冲突，混淆我个人的欲望法则与整个群体的法则，来让你们供我差遣？不是的，因为暴力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你们会拒绝这样一种本末倒置，并从那一刻起拒绝承认我这个beerugi。你们会另选他人，而我垮台时将会摔得很痛，因为一旦所有人都拒绝了我，我将陷入孤独之中。我不停地想要从你们那儿获得认可，但这种认可源于和平而非冲突，产生于话语而非暴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话，并做你们想要我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群体的法则与我个人的欲望是一致的；你们想知道我是谁：我言说，你们倾听，我就是酋长。”
我和某个人聊到酋长的行为时，他所说的话可以证明这一点。我问他居弗库基“做”（faisait）了什么（相当于英文中的“to do”），我使用的动词是“japo”，“做”（to make）；他激动地回答说：“Jyvukugi japo iä, inandy!居弗库基述而不‘做’！”这并不是说居弗库基什么也不“做”：恰恰相反，他很勤劳，成天都在努力地制造弓箭。然而，我的情报员想说的是，居弗库基不是通过“做事”来定义自己的，而是通过“言说”；正是这一特征将他和其他人区分了开来，而正因为如此，他才是酋长。每当他在必要情况下采取非暴力手段——语言——时，这一义务都使酋长永远处于整个群体的控制之下
酋长被禁止以权谋私：他们必须保持警觉，确保自己的私欲永远不会侵害整个群体的利益。他们为群体服务，是它的工具。首领永远处在团体的控制之下，他们不能违背社会规范，而整个社会生活就建立在这些常规之上，并受其巩固。有人说过，权力导致腐败。印第安人无需担心这一危险，这倒不是因为特别高尚的个人道德情操，而是因为从社会学层面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印第安社会不是为之而生的，而正因为如此，他们灭亡了。
过于伟大的一段论述。
当我查阅文献的时候发现，整本书中，唯有这段描述在法国的学术界引发了最广泛的讨论——政治学家也参与了进来，忍不住激情反思：政治制度究竟是什么？什么导致了西方文明走向了权力即暴力？从 客观的角度来看，印第安部落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因为高度依赖森林生存，森林能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他们无法形成太大的族群，只能四散在森林的各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个体最为恐惧的，就是被集体所排斥、放逐。酋长的自白中说，一旦所有人都拒绝了他，他的权力就彻底失去了，陷入了孤独之中，这显然是印第安人至高的恐惧。因为有人跟随，因而才成为了酋长。
因此很容易得出粗浅的结论，只有在一个可以对外扩张的文明中，才能将暴力化为一种权力。正是因为扩张和向外占有资源，使暴力的运用者有机会一跃而起成为领袖。在高度内向、不存在“他者”的文明体系中，没有暴力衍生的空间，因为暴力者、虐待者、不善待他人的人会被自然排斥，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比起印第安部落的文明，我们的文明难道不是反直觉的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