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插入一张从网友处找到的，估计是2016年左右的微博。
又是七年过去了，终于有机会再写这个话题。
引子
当我试图去书写这个读书的主题时，意识到，我将去描绘的其实是一段属于私人的心智开启阶段。而与此密不可分的，实际上是我的整段大学体验。因为如果没有大学这个场景，这个书架无法建立起来，也无以从各个方向影响到我之后的思考方式和人生。
这迫使我在讨论任何事物之前，需要先简单讲一讲我在十几岁时所处的心智环境和状态。
要讲起来也很简单，因为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我出生在一个不读书、并且毫不重视读书的家庭。我记得老家的书架上有郁达夫的作品，曾国藩传，《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这些80年代大学生中时兴的作品，多半是我爸留下的。我记事以来，他忙于应酬和玩乐，从没见他在家里安生坐下来过，更不要说读书。母亲是一个实用至上的顶级st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出于情感或者理解自己与世界的诉求需要读书。
我从很小就表现出强烈的对书的兴趣。约莫小学三四年级，家附近开了一家足足有三层楼的巨大新华书店。我假期基本上可以在那里坐一天，从早坐到晚。母亲对我看书和买书不鼓励也不反对。但是，如果被她看见我因为书里的内容而动情或难过或流泪，准会一通嘲笑：书里写的都是假的，你哭什么哭。
无怪乎很多年后，有一次我去当时交往的男生家里，看到他们家的书架上满满地摆着哈耶克，柏林，阿伦特等人的著作，他说他从来不看这些，都是他爸妈看的。我当时差点流下泪来。
和同时代的很多孩子一样，从6-18岁我接受的教育以考试为导向。虽然高二的时候我出于偷懒和竞赛失利的挫败选择了文科，但是这里的文科教育，除了背诵和组织答题语言以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知识量。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高二至高三的历史老师李晓风，李老师被誉为“学者型教师”，总希望在考试之外能给我们一些历史观的启迪。虽然所有女生都非常崇拜他，但报考大学时，我们班依然没有一个人选择历史系。
这样的我来到了大学。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被我们嘲笑为“没什么文化”的化学系出身的校长周其凤，支持通识教育/“大人文社科”教育，也就是所谓的交叉学科培养理念。在他担任北大校长其间，不仅文科学系开启学分互认，全校的学生都必须修习“大类平台课”，这些平台课由不同学院的老师开办。除了本院必修课之外，学生还可以和院里商量用其他学院的课程抵本系的选修学分。
我的整个大学岁月，是在各种听不同学院的课，泡图书馆，和各种老师聊天间度过的。难以形容，对于当时一片空白的我，知识的殿堂是如此目眩神迷。有意思的东西太多了。上节课还在哲学系与大家讨论《理想国》，下一节课就去听法学院白建军的犯罪学，吃个饭再去听朱青生的艺术史，然后去政管学院李强讲保守主义的讨论课，晚上上许振洲的政治学，下课后老老实实写数学和经济学作业直到熄灯。
很多同学当时都花了大量的实践在社团和学工工作上。我几乎没有参加任何社团。没有在任何学生会任职。在当时已经是非常的不合群了。大学的头两年，所有时间都花在研究不同学院的课表，怎么能多蹭一节想去的课。参加多一个感兴趣的讲座。对了，“蹭课”一度是我生活中的高频词汇。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和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院，中文系，英文系，考古系，回想一下没有哪个人文社科下学系是我完全没上过课的。像我这样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当时的老师们也愿意大开绿灯，甚至放我进一些研究生的讨论课程。
就这样，超越想象的事情发生了，我从一个没有任何对现代社会“常识”的人，一下子跃升到了一个能够学习和谈论政治哲学和人类学的人。
如今回想大学的时光。可能最值得我回想的，就是坐在教室的前排，一边记笔记一边动情到流眼泪。还有在图书馆的下午，日光斜斜地照到宽大的书桌上，读着文献写着论文突然就哭了。如今很难描述这些眼泪到底是来自于什么，并不一定是某个观点多么令人感动，或者某个主张高尚到让我震撼。一定要说的话，是瞥见某种智识和人文精神的空间，使我的世界向更高、更深的方向伸展而去，而这种伸展竟然是可能的。
经常看到有同学出于各种目的和心态骂学校。对我个人来说，其实心存的感谢仍然占据了绝对主导，一年学费才4000多，住宿费才800，还有奖学金助学金领，听了这么多课，绝对是人生中第一性价比的存在。
所谓的二十岁的书架，当然也是这个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东西。上着课看的老师罗列的参考文献，自己按图索骥去摸索出来的书，在写论文过程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母题时检索的书，等等。明年我即将迎来大学毕业十周年。此时梳理二十岁的书架，更像是一场重返大学的精神之旅。
十年后，重新认识自己与书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发现自己二十岁的书架上的书，大概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 政经哲框架下的——世界的认知方法
（2） 历史学框架下的——中国与世界
（3） 社会学框架下的——现代性与人
1. （政经哲的）世界的认识方法
哈耶克 《立法、法律与自由》
埃德蒙·伯克 《反思美国大革命》
雷蒙·阿隆 《知识分子的鸦片》
托马斯·索维尔《诡辩与真相》
艾伦·布鲁姆（又译阿兰·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
在这一节里我将讲到的一些作者，无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还是列奥·施特劳斯及艾伦·布鲁姆，都可以笼统的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源流人物，而且都是芝加哥大学的。布鲁姆有个众人皆知的学生福山，也是在芝加哥出生和拿到博士学位的。所以当时我在申请研究生时，其实最想去的是芝加哥大学，然而没申上（笑）。
（当然，现在的芝加哥大学也不是我当时想象中的那样了，其主流思想从70年代起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我的无知也构成了一部分我没申上的原因。）
可以想象有些读者看到保守主义就会露出捏鼻子的表情哈哈。
但是我不会否认这一点，即在我的智识世界初步搭建时打下的方法论基础全都是保守主义式的，或者换用几个没有那么受误读的词，古典自由主义式的，或者自由意志主义式的。
这其中的时代背景是，中国从极左的共产主义实践中恢复过来，开始改革开放和自由化的历程，这一批在80年代考上大学、后来又成为了我的老师的教授们，其青年时代最重要的智识启迪即为如何纠正和防止极左的错误，对他们而言，生活在一个高压威权国家，最为震撼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于是他们在研究和教学时，也重点传授的是这样的理论。不管是哪一科的老师，推给学生的参考书里多半都有哈耶克论战年代写的小册子《通往奴役之路》（虽然我个人认为这本书的时代论战背景太强，价值不算太高了）。
这里所说的保守主义，源头是伯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即利用理性主义的态度，质疑激进革命对个体自由的侵害，质疑理想主义式颠覆秩序的方法和效果，反思乌托邦理念可能产生的破坏和伤害，重视人类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和传统。
从这一源头出发，进一步发展出一个思想体系：对个人主权的重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个人自由免受强权（含社会舆论）干预的主张，以及对大政府和干预的警惕。因此可以认为，从诞生之际，保守主义就是政治经济学式的。甚至于说，大量的政治经济学家，其思想底色都偏保守主义。对一些理想主义的口号保持着天然的距离和怀疑，认为不考察现实的大跃进式理想主义口号（如“人人平等”），很容易沦为威权主义和暴力的工具，而乌托邦工程会带来灾难和不幸。
谈到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统，需要理解保守主义可以是一整套世界的认识方法。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哈耶克是一名经济学家，因为他论战的对象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事实上，我在大学时候读到的最为震撼的哈耶克的三卷本《立法、法律与自由》（尤其是卷一），恰恰是法学院的强世功推给我看的（关于强老师，可能以后会再写）。这套书是哈耶克最系统性的学术著作，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或者政治学、法学，是从哲学意义上真正完善了他的思想体系。之前我推荐过哈耶克的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有助于快速理解哈耶克思想的底层逻辑中，即对个体理性的尊重和“社会理性”的怀疑。从某种角度来说，保守主义的思想源流在各种层面支撑起了现代社会的诸多常识性认识。
然后我的经济学入门书《诡辩与真相》，还是薛兆丰推的（笑），作者托马斯·索维尔作为经济学家（也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和前辈一样喜欢跨界各种社会理论。最近我刚刚批判过他在以哈冲突中的幼稚言论。
虽然对索维尔的很多跨界书都不满意，但时至今日，还是记得这本经济学入门教材对当时的我来说的冲击性。至今它的底层思考方法还在影响着我。体现在，每当看到一项经济政策，我都会细想一下提出者的主观意图是什么，运行的环境和其中的player的利益链条是什么，实际上施行时会发生什么。我也因此认为，即使人是理性动物的假设有重大瑕疵，但理解经济学对于现代任何领域的研究者来说都是必须的。
这篇里我不会去讨论这些思想和方法论的“对”与“错”。诚然，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研究生的同学们（尤其是美本的同学们）都不像我这样读过那么多经典保守主义著作，很多人认为哈耶克、卡尔·波普之流的观点已经是“被内化”了的，变成了理所当然的社会运转之道（甚至一定意义上是“落后”的），没有去读原典的价值。这种态度让我感到震惊。
可能是因为生在美国，认为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和保护已经是理所当然牢不可破的东西了。不需要对此保持思考。然而真的是这样吗？不管怎么样，这种没必要读的心态，也说明了保守主义中的很大部分理论成为了常识，所谓战胜了对手之后，一些著作的阅读价值就下降了。
我当然也发现了，中国和国外很多专注于学保守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的前辈甚至重量级学者，在一些新问题的判断上让人啼笑皆非。
我个人的简要结论是：完全没读过，和只读这些，都是有些问题的。
古典自由主义就像一个认识世界的原初模型，这个模型当然有过分简单之处，但也体现出了很多闪闪发光的人类智慧的德行。只要你同意，并不只有理想才是人类的德行，审慎和务实也是重要的人类德行。
还有一点就是，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更漫长，名家文笔好，著作多，被翻译的作品也多。读大部头著作的话，本身可以读到的内容也更多。而后来产生的“对立面”现代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的世界里，没有什么能绕过马克思的，马克思又是一个会引发很多读者捏鼻子的名字（笑），后面会再讲。
2. （历史学的）中国与世界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彭慕兰《大分流》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费孝通《乡土中国》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细菌与钢铁》
大学的时候拉拉杂杂学了一堆。除了本专业必修里朱文莉的美国政治史，梅然的英国史，郭洁的拉美史，李义虎的台湾史（后来我才知道能学那么细的台湾史真的算得上一项特权了，当然现在也无了），选修历史系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阎步克的课现在B站上可以免费看了），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
一是一战至二战之间的欧洲史（思考为何进步的时代与战争的时代同频）
二是中国近代史（思考落后与巨变）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学的历史学，基本都属于进步主义史学，或者演化论史学。即，终极的关注点是文明（尤其是物质文明）是如何建立和发展的，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在此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其中一个对于中国人尤其具有重要性的问题是：Needham Puzzle，翻译过来叫李约瑟之谜，即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在中国发生，甚至可以衍伸到，中国为什么在近代显著落后了？西方“做对”了什么？中国“做错”了什么？
究竟是因为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性质（费孝通）？是因为中国发达到畸形的官僚制度（茅海建）？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历史是否曾经出现过分岔路的机会，落后是否是必然的，是或者不是，都将影响到我们对世界与中国未来关系的认识。
回头来看，二十岁的我对于这个问题怀有极大的研究热情，曾为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流泪心痛，也曾为追求“西方“的文明胸中荡涤。也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对于三十岁的我，吸引力几乎消减大半了。以前的我比现在更关心所谓中华民族的终极出路。
当时，上了大学的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群人叫汉学家，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才知道可以用费正清，李侃如，彭慕兰，孔飞力，卜正民等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并不是没有读钱穆等人的经典著作，但始终是汉学家的书对我的触动更大，甚至专门去找英文系里开汉学课程的老师。似乎从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不过是人类文明中一个丰富、有趣、熠熠生辉的素材库，并不一定是要怀着某种忍辱负重的心情才能踏入。前面提到的《大分流》就是芝加哥大学（又来！）历史系彭慕兰的著作。
大分流指的是西方在19世纪突然进入超速增长所造成的世界历史分流。彭慕兰的论证是从煤炭资源分布展开的，这和出身生理系的贾雷德·戴蒙德论证问题的方式类似。也就是说，新一代的学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挑战韦伯当年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简单归因。
某种程度上他们所讲述的也是，在经济上实现领先的文明，并不如很多人所认为的，拥有如此巨大的不可抵挡的文明上的优势。物质条件、社会结构和文明模式是相互影响，相互阐发中生成的，而从不存在简单线性逻辑。这样的思考方法，对于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毒化的心灵多少起到了一些解毒作用，并让我受益至今。
后面我自己慢慢读了很多苏俄历史，是在学校的时候是没有太多接触的（也受到了敏感性的制约）。我对历史学书籍的兴趣，也慢慢从宏大史观，转变到了对具体个人和平民世界的关注。后来的我看了更多的口述史、家族史，也喜爱通过各种文化遗存研究当时平民生活的历史学书籍（《花衣魔笛手》就是此类方法）。
三．（社会学的）现代性与人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
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传奇“（《卡拉马佐夫兄弟》）
吴飞《浮生取义》
弗洛姆《逃避自由》
莫斯《礼物》
最后一部分书是社会学及人类学的。虽然宗教学在大学中隶属哲学系，但这里我把宗教学的书也放到了社会学的范畴里。此处我对社会学采用了泛化定义，即研究现代性与人类处境的一门学科。这样理解之后，便也把现代性研究的政治哲学家如阿伦特也涵盖其中了。后世阐发阿伦特思想的主要学者如鲍曼等人均为社会学家，也佐证了我的看法大抵没什么大问题吧（笑）。当我们谈论交叉学科研究时，体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也是当代的社会学研究。因此我觉得，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无论是研究课题还是研究手段，都是最为无穷无尽的。
有点扯远了。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十年后的我才能达到的感悟。二十岁的我是绝对没有领会到这一层的，只是出于天性的好奇和直觉在拼命学我看得到的知识。我当时尚不能分辨这条思想和智慧的长流是如何从古代流淌到后现代的，什么样的问题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认识之上，什么样的思想是在抵抗和修正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是古代的问题什么是现代的问题。虽然离开学术的世界已久，如今的我却意外地对此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回到社会学本身，最基础的是，社会学的三大founding fathers，分别是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某种程度上，这三个人也能对应到哲学与宗教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不是吗？社会学从诞生之初就是交叉性的。而社会学诞生的最重大背景，就是“现代性”的降临。而三大奠基人所关心的，都是在这一降临中人的处境。
如果说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将“自由”作为至高的追求，将人类社会的进程视为在运动中保卫“自由“的战争。社会学视角下，思想家们开始思考自由对于个体究竟意味着什么。
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名篇“宗教大法官传奇“中写的：“难道你忘记了，安静，甚至死亡，对人来说要比自由分辨善恶更为真贵么？对于人是再也没有比良心的自由更为诱人的了。但同时也再也没有比它更痛苦的了。……你不接过人们的自由，却反而给他们增加些自由，是人们的精神世界永远承受着自由的折磨。”“人一旦得到了自由之后，他最不断关心苦恼的问题，无过于赶快找到一个可以崇拜的人。……人们深切关心的是寻找一个对象，以便把随自己这个可怜的生物与生俱来的一份自由赶快交付给他。”
如果政治学家把自由视为最高之义，而自由竟是多数人终其一生根本承受不了的沉重东西，那会如何？因为自由在意味着权利的同时，也意味着承担责任，承担行动开启的无限性，承担自身造成的错误和灾难性的后果。只有理解这种对自由的恐惧和逃避，才能理解现代人面对权威，强权，算法等规训甚至吞噬他们自身的东西时的脆弱性。所以我多次说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是理解现代社会必须要读的一本书（也因为比较简短好读适合推广给大众）。
自由注定只属于精神上的强者，这里的强者指的是，原意承担个体产生的一切责任，并且有这样做的理性能力。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自由天生是priviledged的，对自身的赋权就是一种privildge。令人心痛的是，将自身遭遇的不幸和不满足归因为外界的行为虽然完全可以理解也道理充分，但这样做，在个体只能带来安慰，而半分都不能带来自由。
（这也是为什么我把专栏命名为“自由集”，我希望自己所牢记的，是行动和为自身命运负责的态度。虽然这种态度是高度痛苦的。一无所有之人也能对自己赋权，而赋权是自由的开端。）
但这种态度仅仅是对自己的。而绝不能应用于苛责他人（至少要努力尽量不犯这样的错误）。这就导出了社会学思想对于人的又一重大教益：人无不处在环境之中，结构之中，无不被这种环境和结构给限制和形塑。
其中从涂尔干的《自杀学》到吴飞的《浮生取义》，如果自由的终极运用形式是终结自己的生命，我们要理解是什么样的环境和意志导致了这种行为的发生。《浮生取义》这本书也是我开始看田野研究的开端，有意思的田野研究中外当然很多，不是非要看这一本。
所有的田野研究都让我们更理解人类处境的复杂性。让我们在面对宏观问题时更容易想到一个一个的个体。个体不再是“穷人“，“野蛮人”，“懒汉”，“自作自受者”，“犯罪者”，“异教徒”，而是在千变万化的处境和命运分岔路中的我们的人类同胞。这种思想，如大家多少感受到的，再次压倒性地影响了我的世界观。我因此与一些只看政治哲学宏大命题的朋友后来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看法分歧。
包括这里提到的《忧郁的热带》，其实是斯特劳斯写的一本旅行和研究笔记，除了语言格外优美以外，当初打动我的，就是其中蕴含的对“文明”的内观。人类学家的高贵之处就在于不再去定义什么是“野蛮”，而聚焦于思考人类看似如此不同的文明表象背后，人何以为人。
上面已经提到，在权利之外，自由同时意味着之于个体的责任。而此时，系统性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对于很多人来说，此时过于强调个体的自由与责任，等同于忽视了系统中的不平等，甚至将不平等进行合理化和内化。
也就是说，在社会学的视野里，自由不是终点，也不是结论，而是新问题的起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眼中商品交换社会也不是终极的解决之道，因为商品交换社会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的异化和孤独感。
这里就必须要把刚刚大家捏鼻子的马克思再拿出来讲，不管这个名字在中国年轻人心中代表了多大的阴影面积，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从阶级性的不平等到劳动的性质到人的异化，都是真正开启新时代的问题。虽然如此，我二十岁的时候也是不看马克思的。谁能在背完考完马原之后还有心情去研究马克思爷爷到底在说什么呢。看马克思都是后来从其他人的论述中，比如阿伦特等人批判阐发马克思思想正确的问题，伟大的愿景，错误的解法（至少在某一历史阶段中）。
另外重要的是，社会学著作中的人是社会中的。这句话看上去是不是像一句废话。但我甚至是不久之前才彻底明白阿伦特所说的，“自从柏拉图以来的大部分政治哲学都可以被轻易理解为：为彻底逃避政治寻求理论基础和实践方法的各种尝试。”
为什么她会这么说？因为政治的必然是社会的，是与他人的协同，而这个过程必然导致对自我和自由意志的一定侵害。而现代性降临后出现的社会学，已然明白了人必然是社会性的，终其一生无法摆脱社会的囚笼，人只能作为他人和自我张力之下的造物，勉力去寻觅未来之路，不仅是个体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
离开大学之后我，我又怀着这个问题度过了整整十年。
结语
“二十岁的书架”，看上去是一个挺有趣的话题，实际上被我写出来是不是就立刻不有趣了。
也可能是因为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一本虚构性书籍，全是非虚构书籍，而且每本都还挺难的%&………
也是因为在那个时期真正高密度影响我的确实是这些东西。
以写这篇文章为契机，我也得以理清了为什么我对很多事情会持有这样的观点，会和很多同辈、学习者、研究者不一样。因为我摄入的东西是这样的一团看似甚至有些矛盾的思想体系，它们在我的身体里有内化了十年，结合我所见到的，我所经历的，我所思考的，变成了我这个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致总结一下，不断在进行的挑战也好，斗争也好，大概是这样的：
既认可自由的至高性，又理解自由的有限性。
既认同必须实现物质的进步，又敏感于物质进步中人的真实处境。
既维护消极的自由（免于极权的自我保护），又支持积极的自由（在行动和言说中实现共同体的进步）。
既为自我负起责任毫不逃避，但又不过分自罪和忽视环境的罪责。
我们仍处在一个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对抗斗争年代。然而两方都有其特定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这是我最近才想明白的，问题的全貌需要你自己去探索，而从没有现成的答案。
无论如何，我衷心感谢自己在二十岁时有机会接纳这些书进入我的生命。这其中，或许也必然有昭示我自身命运的成分。